前面讲了英国视角，接下来讲德国视角下，大战前的十几年是怎么样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德国的崛起以及其建立海军的决定让英国人寝食难安，但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相反在很多方面很简单。”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对德国来说，它经历了自身的快速崛起，同时面对着一个阻拦它成为全球性大国的现有主导大国。

欧洲秩序：从合法性到权力

20世纪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变革中，两位政治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位是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1809任外交大臣。1821-1848出任首相)，另一位是普鲁士首相也即未来的德国首相俾斯麦。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信仰和⻛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族、⼈⺠和语⾔捏合到⼀起。根据这⼀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他还强调，秩序产生于把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利益。⽣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些⽬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可以通过遵循团结⼀致、均势……和各国同⼼协⼒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

俾斯麦则强调更高的原则不能约束政治权力。正是在对这一点的强调中，我们看到了他那句知名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possible。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37其他任何⼀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动的唯⼀标准，不管它如何给⾃⼰的⾏动披上合法的外⾐……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牺牲换来的唯⼀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件善事……⼀个⼤国政策的唯⼀健全基础是⾃⾝的利益，⽽不是浪漫主义……没有任何⼈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恐惧⼼理的话……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

从梅特涅到俾斯麦，我们见证的是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心从合法性向权力的转变。

德国外交的转向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俾斯麦为德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这些遗产发挥了什么影响。
上一章讲，法德战争中，俾斯麦成功利用了“守成国综合征”，通过诱导法国做出鲁莽的反应，刺激国内的公国们因担心自己的存亡而“放弃自己的自私自利”，从而接受普鲁士领导，实现德国统一。

普法战争后，德国已经成为“他们自己民族伟大故事中的主角”。但俾斯麦深知在欧洲腹地，一个具有称霸潜力的大国始终面临其他所有国家结盟与之对抗的风险。德意志必须谨言慎行才可避免四面树敌。

俾斯⻨告诫说，在⼀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最好总是待在⼀个3国集团⾥。这意味着要结成⼀连串令⼈困惑的既重叠⼜彼此冲突的同盟（例如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和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的是使其他⼤国——宿敌法国除外——更愿意与德国合作⽽不是联⼿反德。

德国统⼀后成为⼀个势压群雄的国家，其⼒量之⼤⾜以独⾃打败任何⼀个邻国，也许欧洲⼤陆上的所有国家联起⼿来也不是它的对⼿。合法性的纽带已不复存在，现在⼀切都取决于对权⼒的估算。

在德国统一和德法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其灵活性。基辛格评价道，只有俾斯⻨这样的天才才能以⾼超的⼿段纵横捭阖，继续维持由种种互相制衡的承诺编织的⼀张⽹，保证均势不受破坏，并在他任期内防⽌了⼤规模冲突的发⽣。然⽽，==这个⾃⾝安全依赖⼀代⼈⾥才能涌现出⼀个天才的国家，为⾃⼰确定了⼀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国能够实现的⽬标。==

1890年，俾斯麦因权限问题与威廉二世闹翻。
强调权力的转向导致的后果是外交的僵化。

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俾斯⻨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途。法国和俄国⼏乎⾃然⽽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
在欧洲⾛⻢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死攸关的⼤事，⽽不再是微⼩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的伙伴，要求对⽅违⼼地⽀持⾃⼰，从⽽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起。外交成了努⼒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积⽉累，越来越深。

至少从外交角度看，一战的爆发，已经在19世纪后半叶埋下了伏笔。

实力与意图

从德国视角出发，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一战前，自身的实力得到了飞速发展。
艾利森从人口、制造业、钢铁产量、石油化工、电力等角度向我们全面展示了德国在这一时期实力的增长。
英国和德国的实力关系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快速反转。

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德国人仍然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认为，未来德国不应该局限于成为欧洲大国，而应该成为人们所说的“世界大国”，这样才能在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

有关实力和意图的关系，下一章开头格雷厄姆·艾利森引用修昔底德话做了再精确不过的总结：

根据自然法则，实力界定统治的边界，人人都会统治他所能统治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这项法则。当我们掌权时，我们发现了它，并将它留给后人。——修昔底德，“弥罗斯对话”，公元前416年

有了实力之后，产生对权力/统治的追求——这种意图，是“自然法则”。
我们又被带回了摩根索建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起点，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
在实力大幅扩张之后，德国希望能够得到和自己的实力相匹配的“承认”，也希望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权力。
当我们讲“承认”的时候，我们说的不仅是德国的个例。读过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话，我们会发现，福山正是从黑格尔那里拿到了“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个概念，并且将其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他从《历史的终结》到《身份政治》之间数十年的学术生涯。

“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个概念跟政治哲学一样古老，指的是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如果它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一个有点陌生甚至新奇的术语，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在过去四百年里已经被成功地“经济化”了。
…
它一方面不能还原为欲望，另一方面不能还原为理性。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品格中最具政治性的部分，因为正是它驱使人去断言自己高于其他人，从而进入了康德所谓的“反社会的社会性”境况

寻求承认的欲望根植于人性之中。德皇威廉二世不过是最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德国的崛起

威望政策

关于实力和意图，我们试着做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接下来我们聚焦特殊性，了解威廉二世。

帝国主义野心加神经质的自我炫耀的奇怪混合物——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七章
俾斯麦私下曾把这位君主比作气球：“如果你不紧紧抓住绳子，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哪里。”

他会为“德国可能会把英国挤下世界第一的位子，或至少会和英国平起平坐”而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对英国有着复杂的感情，这种拧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英国的妒忌。
书中老罗斯福评价他

“这位拥有当时最强大军队的帝国领导人其实很在意英国人的看法，充满嫉妒，这就如同一个身价几百万的暴发户试图闯入伦敦的上流社会一样。”

在英国不断衰落的认知下，威廉二世越来越坚定地要确保德国在阳光下的应有地位。然而，他总结道，统治世界的大英帝国不会给予他或他的国民应有的尊敬，也不会承认德国应有的影响力，除非德国能证明它与英国是平等的，不仅在举办最好的帆船比赛方面如此，在建设海军方面亦应如此。

他被摩根索用作“威望政策”的失败典型，摩根索说“在国内显示权力或摆摆威风，最糟也不过是一种无害的蠢行而已。在国际上这样做就是在玩火”

寡头政府——君主专制或绝对独裁，将统治者的个人荣耀和国家的政治利益视为一体，往往导致一项以威望自身为目的的威望政策，忽视根本的国家利益和可用来支持国家利益的权力。如威廉二世和墨索里尼。

在《国家间政治》的分析中，威望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因素，其胜利需要==拥有不可匹敌的权力的声誉和使用这种权力时自我克制的声誉==。
德国显然没有做到。

[!NOTE]
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的分析框架大概也是来自这里？

海权

回到书中。
1890年，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版了《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他的理论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海权论”。
以英国为例，强调海军力量对大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是军事胜利、获得殖民地和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

（Alfred Thayer Mahan，美国海军上将，海权论之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等著作中提出：美国才是“更大的岛屿”（a larger island）。英国那个小岛已经过时了，美国坐拥两大洋、幅员辽阔、工业实力爆炸式增长，天然适合接棒成为新的世界海权中心。马汉的思路是：把英国那套“海权+世界霸权”体制，直接“搬家”到美国这艘“更大的拖网渔船”上。

施密特评价他：纯粹是19世纪保守的地缘政治计算——为了工业安全、贸易路线、遏制俄国/德国等“陆权威胁”。它已经没有那种“跃入未知深渊”的革命性、信仰性动力了。它是“守成”的、工具性的、工业化的。
马汉没有切中崭新的空间秩序的要害。他以为换个更大的岛就行了，却没意识到：工业时代（后来还有航空时代）已经让“陆-海”二元对立本身开始瓦解。真正的“新秩序”要么来自天空（航空/技术），要么来自全新的元素革命，而马汉还困在旧的“岛屿思维”里。

动机

没有人比威廉二世更热衷于读这本书。这本书直接塑造了威廉二世对于德国的未来“取决于海洋”的信念。

“对威廉二世来说，大海和海军是大英帝国伟大的象征，他既钦佩又嫉妒”[212]。建立与英国相匹敌的海军不仅能使德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使命，而且也能结束它在英国舰队高压下的脆弱地位。

==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新的空间秩序的诞生。==

德国以保护本国贸易的名义掩盖扩大海军的真实目的。

在公开场合，铁毕子强调德国需要扩大海军以保护本国的商业贸易，[218]但私底下，威廉二世和铁毕子都认为德国海军的主要目标应是对抗英国的统治地位。1897年6月，就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当月，铁毕子指出：“德国目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英国。它也是我们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加强海军力量以提升政治权力的原因。”

我们再次回到《国家间政治》第七章。

帝国主义在实践中总是借助于意识形态伪装，而现状政策则常常可以表里如一。

时间关系，我的准备不够充分，大家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再看一看《国家间政治》的四五六章，政治模式的三种类型与国际政策。用摩根索的分析再回过头来看一遍这本书。

德国把国家安全全部押在海军之上。

铁毕子的最终目标是让德国海军能“与英国海军实力相当”。[220]但是，意识到建设与英国相当规模的海军需要时间，他认为即使是小型舰队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权力因素”。因为英国过度扩张，不得不派遣舰队在世界各地巡航，还要防范德国迅速袭击其沿海城镇，这就会让它更加尊重德国。
在舰队足够强大之前，德国将尽力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而且，在新舰队能迫使英国承认德国的新地位之前，任何安全安排都毫无意义。同时，比洛希望英国能与俄国开战，这样英国就无暇顾及德国增强经济和海军实力的举动。最终，一旦德国的海军实力成为既定事实，英国将被迫接受新的现实。

1900年签署了《第二次海军扩军法案》，将德国舰队的未来规模扩大了一倍，总共达到38艘。

英国方面呢？在1904年6月威廉二世向他的舅舅英王爱德华七世炫耀德国海军之后不到一个月，英国就制定了第一套正式的对德作战计划。

战争能避免吗

19世纪初英国海军部曾预测到德国未来实力的增长，并且也意识到了自身越来越难以在众多新兴崛起国面前，仍保留同过去一样覆盖全世界的海上霸权。

在德国的视角，日俄战争让他们意识到英国偷袭基尔北海舰队时可能采取的模式，并对此充满忧虑。
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大臣费希尔认为用好战的言辞来威慑对手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但这样做却使德国领导人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加倍增加海军投入。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海军司令基本上还是误判了他的行为对对手的影响。铁毕子原以为，英国不会意识到德国在北海军力的不断增长，也无法通过外交上的重新结盟来使其他对手保持中立，以及避免向德国作出让步。这两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实际上，英国做了德国认为它不会做的所有事情，而且做得更多。费希尔领导了皇家海军的重组，集中力量应对德国威胁==。
爱德华七世：“威廉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而大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旦被制服，都是懦夫。”
在两国民众日益高涨的狂热和焦虑的驱动下，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愈演愈烈。

但是是军备竞赛最终导致了一战吗？并不是，单纯的军备竞赛并不必然导致战争。

正如保罗·肯尼迪巧妙描述的那样，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认为1914年的冲突“已经进行了至少15年或20年”，冲突的开端是“因为前者希望保持现状，而后者则出于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动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双方对现实的虚构感知，促使每一方都采取政策遏制另一方的帝国主义，这种对策又恰好印证了各方头脑中最初所虚构的解释。
最初，恐惧使它们从意识形态出发理解现实，意识形态加重了这种恐惧；随后，它们为保护自己免受想象出的危险而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证实了自己的恐惧和对现实的误解；戒指，另一方采取反措施对抗对方的保护性措施，这又证实了对方心目中的恐惧和误解
最终，1914的大战变得不可避免。对战争的恐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